画院改制观察：并入美术馆 地方画院在逐渐消失吗？

　导言：

　　近几年，随着民营美术馆在全国各地的不断兴起，一种新的现象悄然而生。那便是省、市级画院与美术馆的“合二为一”。目前来看，这种合并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原来没有美术馆的省、市地区由画院统筹，来建设美术馆，其存在的形式为：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即美术馆与画院是属于同一个单位，但彼此还是用原来的名字。如重庆画院(重庆美术馆)、云南画院(云南美术馆)、河北画院(河北美术馆)、宁夏画院(宁夏美术馆)等;另一种情况是美术馆作为画院的一个部分，比起美术馆本身的功能，其主要目的更加侧重于配合画院的研究、展览，与学术品牌的树立。比如北京画院下属的北京画院美术馆，成都画院(成都市美术馆)、陕西书画院下面刚刚成立的美术馆等。

　　在当下画院面临存在与否的质疑声中，究竟这种画院与美术馆合并的原因何在?而这样的模式是意味着画院在地方的逐渐消失，还是画院为了适应新的形式作出的改革?通过对各个地方画院(美术馆)具体实践之路的观察，我们试图去寻找答案。

　　画院：并入美术馆系统中的创作部

　　2013年，重庆美术馆在重庆画院的基础上开始组建，并于当年10月正式对公众开放。组建之后的重庆画院，成为了重庆美术馆的创作部。画院的许多画家也在一夜间，成了美术馆的“员工”。每天，当他们以“员工”的身份走进这个由“筷子”组成的巨大建筑时，内心充满的则是某种异样的感受。

　　据了解，画院的画家除了在原来的创作之外，也会参与到一些美术馆的决策中。当然，总共十多位画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进去，一般是年轻一些的会参与到美术馆的工作中，平常彼此之间的交集其实不太多。

　　“美术馆养画家，这种方式在美术馆系统里并没有经验。”某美术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谈到：“画家不能自己既搞创作，同时又搞展览。”双方的工作如何协调，是两个机构合作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同时他也谈到：“领导者也需要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作为画院的领导，要考虑的是怎么推出自己的艺术家，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展览机会;而作为美术馆的领导，则要思考如何引进优秀的艺术家，向大众推介更好的展览。当一个单位的领导需要顾及到两个方面的时候，那他肯定要在自己的工作范畴内做出一部分的妥协与调整。”

　　从当下各省市的情况来看，这一模式几乎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典型代表：保留了两个机构各自的牌子，同时合并成了一个单位，将原先完全不同的两班人马纳入一个系统，国家按照一个机构统一拨给经费。对于这种合并的方式。一位重庆画院的画家谈到了这其中的无奈之处：“重庆的美术馆和画院的系统需要通过整合来壮大彼此的力量，所以才有了将两个机构合并在一起的做法。”

　　同样如云南省，据云南美术馆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闫世鹏向记者介绍，其拥有美术馆的历史只有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而且美术馆还是在画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云南先有的是画院，画院的画家要办展览，于是就把做展览的展厅更名为美术馆。后来说是要取消画院，国家不再给画院拨款，就把画院更名为云南美术馆。到现在美术馆更名的时间也就十年左右。”明年的下半年，云南美术馆将会迁入现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场地，到那时，他们才真正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美术馆的展览场地。

　　河北美术馆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美术馆成立时间只有十年左右。据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王国明告诉记者：“于2004年动工起建的河北美术馆，在2005年建成之后就与画院合并在一起了。而且比起一些大省的美术馆动辄上万平米的展厅，美术馆的建筑面积只有2600平米。”

　　而另外一个省：宁夏的情形也是类似的，目前其美术馆的场馆还在建设过程中。美术馆收藏展示部的科长陈曦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介绍到：“2009年，在书画院积极努力下，经有关方面研究同意，批准了宁夏书画院增挂宁夏美术馆的牌子。2013年，宁夏美术馆批准立项。目前宁夏美术馆建设工作已进入了建筑设计方案征集阶段。”

美术馆：作为画院新生力的一种尝试

　　大约在5年前，成都画院将自己原来内部的一个美术馆转变成了现在的成都市美术馆。从对内到对外，院长王民平感受到了一个公共美术馆平台为画院的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

　　“可以说，建于1980年的成都画院，是在全国的学术平台上拥有比较重要地位的画院”，王民平介绍到成都画院的历史：“80年代有一批活跃于画院的画家，比如国画的苏葆桢、吴一峰，油画的何多苓、周春芽等。而由何多苓、周春芽等参与的’伤痕美术’和’85新潮’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

　　“正是基于画院本身的影响力，将美术馆转变为一个市立的公益美术馆，目的便是在扩大这种影响力。向公众推介一些具有学术性的展览。”王民平谈到：“虽然美术馆的面积并不大，只有800平米。但位置处于成都著名的旅游景区宽窄巷子附近，因此人流量是很大的。”

　　每年，成都画院都会自主地举办一些学术性的展览，比如今年由成都画院主办的“居住在成都”群展，便展出了22位包括何多苓、周春芽、俸正杰等重要的成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

　　“美术馆对公众开放的5年多时间以来，举办的展览不仅数量越来越多，同时我们自己策划的重要的展览也更加具有学术性。”王民平谈到：“每年，我们举办的展览数量可以达到四、五十个。有时候展览多了，三五天就有一个。当然，除了我们自己做的展览，我们也会接受一些社会上的申请，然后会象征性地收取一些场地、水电费，可以用于美术馆的日常开支中。去年我们的经费相对宽松一些以后，我们还引进一些好的学术性展览，为老百姓提供一个看展的机会。”

　　事实上，从成都画院建设成都市美术馆的做法，可以看到一些北京画院发展的影子。可以说，北京画院是当下的画院建美术馆中的典型代表。说起北京画院美术馆，院长王明明谈到：“北京画院美术馆建立的几年时间里，给予社会公众的印象，更多的是依托于画院丰富的收藏和业务来开展工作，免费向公众开放。主办的每一个活动都力求办出自己的特色，不仅要为公众拿出好的精神食粮，还要深挖其背后的文化规律，对传统艺术的发展做一个梳理，以期为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明明认为，画院从成立之初就担负着研究传承中国美术传统的重任。近几年，其美术馆举办的“20世纪中国美术大家系列展”，系统梳理了中国美术近现代发展历程，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也进一步扩大了画院的自身影响力。

　　据了解，今年陕西省国画院也成立了自己的美术馆，这个极具实力的传统画院也正在通过美术馆的建设，力图推动画院自身在当下的发展与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下的中国特色

　　对于上述两种现象，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将之概括为：“美术馆馆办画院，画院办美术馆。”的模式，而在他看来，这其实是属于中国的一个特色。

　　其实，画院是一个历史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画院自身的发展开始面临新的挑战。约十年前，党中央提出的“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总动员令”，不少文化事业单位从此走上了自生自灭之路，而一些画院的人员也面临着分流改制的窘境。

　　作为一个周总理口中的“创作、研究、培养人才、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美术事业、加强对外文化交流的学术机构。”由于自身发展的局限，以及市场经济环境下，艺术创作不断多元化局面的形成，画院在新时期的功能也需要调整。而当下各个地方出现的美术馆与画院合并的现象，则可以看做调整的一种手段。当然，这种手段的利弊互存。河北省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王国明谈到：“合并首先带来的文化系统机构的精简，这是国家政策一个大的导向;其次在人员编制上也得到了控制，因为从地方画院的情况来看，目前的人员编制应该不会再扩大了。”

　　“但与此同时，问题也凸显出现。由于编制的限制，人员的引进会变得更困难，这就变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局面，优秀的人才进不来，文化事业的发展便会遭遇最重要的障碍。”一位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向记者吐露了心声。由于人手的缺乏，他们常常感到美术馆的许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不过，合并的另外一个优点在王国明看来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有利于统筹两者的资源来进行一些重要艺术题材的创作及展览。比如今年政府会组织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的主题活动。如果两个系统不在一起，这时候就需要人为的消耗许多的公共资源去协调一些关系。假如画院组织创作，要用美术馆的场地就要协调展期的问题。而在一起之后这些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宁夏美术馆也有类似的情况。目前它们的展览基本都是由画院来组织筹办的。比如它们筹办的“中阿博览会”，在发挥自身画院的画家创作优势的同时，也会邀请一些国内外著名的艺术家到宁夏进行创作。之后再通过展览的方式将成果展示出来，比较好地发挥了两个平台的作用。

　　目前来看，虽然在合并之后难免造成人员臃肿的情况，但这似乎不会激发非常直接的矛盾。“因为平常就是大家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交集并不多。而就具体的经费而言，首先人员的工资是由国家统一发给，不存在谁挤占谁;而举办活动的事业经费，则是通过提前申请，审批下来之后才能去做，所以也不会存在经费支出上的问题。”王国明谈到。

画院：能否发挥其社会作用才是核心问题

　　对于当下地方画院与美术馆合并的现象。陈履生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谈到：“我认为无论是画院办美术馆，还是美术馆办画院，都是在目前中国特色体制下的不同方式而已，在全国可以有多种的尝试。”

　　至于这种合并的现象该如何评价，陈履生认为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这种尝试是基于各个省市的实际状况，提出来的一种管理模式，我认为不用去追求统一，因为每个省有每个省的特点和文化基础，其发展中自身的问题，自身的需求都不同，所以在中国各个地方有很多方式，我认为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尝试一段时间再来总结利弊的问题。”

　　而对于画院与美术馆合并可能导致的问题，陈履生非常直接地指了出来：“目前来看，许多的画院办美术馆，并不是要办一个公益性的美术馆，而是办一个服务画院的美术馆，使画院的画家有展示的场所，展览的机会，甚至做成像画廊一样;而美术馆“办画院”，一方面是养画家，另一方面为了更方便联系画家。由于中国的美术馆绝大多数是一种展览馆形态的美术馆。所以服务于画家办一些展览也是可以理解，这也是中国特色。”

　　“随着改革的升华，画院问题、美术馆问题，还有其他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它们是否能够承担公益型机构的社会责任?这个问题也是要通过实践去研究的，因为每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公众对于这些文化事业单位的需求也不同，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属于一个过渡时期。至于画院与美术馆的合并，我认为谁依附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益型的文化事业单位能否发挥他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这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在陈履生看来，只有认清了这一个核心问题，我们才能搞清楚为什么要办美术馆，为什么办画院，以及如何办美术馆，如何办画院的疑问。

　　用陈履生的话来说，“中国地大物博，各有各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当下地方出现的画院与美术馆结合的现象来看。由于国家在体制上的缩编，画院人才只退不进，这是否会导致部分地方画院的消失目前还不得而知;而画院办美术馆的方式是否能够为画院的改革找到一条新的道路?似乎也有待时间的考证。